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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主自由讓社會進步，也讓藝術(shù)更為純粹。當藝術(shù)變得純粹，書法變得自由的時候，發(fā)展繁榮是大勢所趨，可以說民國書壇真正稱得上了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。

民國時期，短短30 多年，卻是一個思想高度碰撞的時期，好比春秋戰(zhàn)國時期的“軸心時代”。對于中國而言，它既包涵了社會的變革，也蘊育了思想文化的變遷。民國的書壇俊彩星馳，絢爛奪目，名家輩出。對于民主自由的追求也體現(xiàn)在這時期的書風中，各家書法面目迥異，對書法趣味的追求也更加自由獨立。

推翻封建王朝帶來的社會變革會促使整體思想文化的革新，隨之而來的新文化運動浪潮即是證明。但書法方面的思想解放會稍早，清末“館閣體”帶來的“以字取士”的禁錮在科舉廢止的時候被打破，孕育了近百年的清代碑學書潮，破繭而出，終于有了一片自由發(fā)展的天地。

考古發(fā)現(xiàn)的諸如殷墟甲骨文、青銅器銘文、敦煌寫經(jīng)以及楚簡、漢晉簡札殘紙以及各類墓志碑碣等給了書家前所未有的見識。這些年代久遠、失傳千年的書體, 大大刺激了民國書家追求自由和個性的熱情。社會的動蕩使得許多名跡法帖由秘藏進入市場交易，當時的學人、新貴有機會得見原跡，收入書匣。同時，清末傳入中國的西方照相及印刷技術(shù)也為書家們提供了便利——過去難得一見的古代書法名跡, 可以大量翻印，更為逼真地呈現(xiàn)在人們眼前。更多的人能夠接觸到優(yōu)秀的范本和豐富的資料，這不僅使研習書法的人數(shù)陡增，也大大提高了人們的學書興趣，促進了書法藝術(shù)的普及和民國書壇的繁榮。

鄭孝胥、沈曾植、康有為、吳昌碩、陳寶琛、譚延闿、吳敬恒等前清遺賢學識廣博，是民國初年書壇的主力�？涤袨榈臅�法理論著作《廣藝舟雙楫》, 是繼包世臣之后力倡碑學的巨制, 其深遠影響延續(xù)至今。吳昌碩憑借其詩書畫印全面的能力，于海上獨樹一幟，成為海派巨擘�？�、吳二氏就得益于對“碑”的鉆研而有新的面貌，但另有一些遺賢堅守他們帖學的主張，諸如陳寶琛、張元濟、章梫等。他們的書法雖少有奇構(gòu)，但卻不同于死板的“館閣書”。碑、帖同參的遺賢多是深諳中庸之道的人，鄭孝胥即是其中代表。鄭孝胥以遺老自居，擅長行書，取徑歐陽詢及蘇軾，又得力于北魏碑版，作書字勢偏長而蒼勁樸茂，形成一種清剛、遒勁、凝煉的風格。沙孟海評其書“有精悍之色，松秀之趣”。不同的審美趣味會造就各異的書法風格，這也為民國書法的絢爛自由奠定了基礎。

民國歷時雖短，但書壇人才濟濟,名家輩出。胡漢民、李叔同、王福庵、于右任、溥儒、馬一浮、謝無量、張大千等才氣縱橫的后起之秀相繼崛起，這些人在碑、帖間游走，各自展現(xiàn)出獨特的面貌。于右任，醉心草書，與王世鏜、劉延濤等人，發(fā)起成立了“標準草書社”，倡導“易識、易寫、準確、美麗”的“標準草書”理想。于字沉雄樸厚，熔小草書與北碑于一爐，為碑帖的融合開辟了新的發(fā)展思路。

民國書家除開部分畫家外，或為民軍政要員，在政壇上可以呼風喚雨；或為文化名流，在學術(shù)上卓有建樹。他們多視書法為小技余事，但時事造就了他們的傳奇經(jīng)歷和開闊視野，奇人自有不凡的氣度和博大的胸懷，因而他們的書法是從容而自由的，這就是真正的“民國范兒”�？涤袨�、梁啟超、李叔同、馬一浮等人學貫中西，他們的字里透露出一種不同前代，更具性情的書卷氣，這是思想自由的外化。書畫同源，吳昌碩、齊白石、張大千、黃賓虹等對金石、書畫、詩文無不精通，更寬的藝術(shù)視角，給他們的書法注入了新的活力，這也讓民國的整體書風更加絢爛多彩。

民主自由讓社會進步，也讓藝術(shù)更為純粹。當藝術(shù)變得純粹，書法變得自由的時候，發(fā)展繁榮是大勢所趨，可以說民國書壇真正稱得上了百花齊放、百家爭鳴。